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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前，雁田这个中国东南部的工厂区还是中国出口大繁荣时期的一个象征。但如今，它已经变成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遇阻的信号。
低工资、容易进出海外市场以及精通商业的领导者使上世纪90年代的雁田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人口接近15万人的制造业枢纽。到1998年，有超过400家外资企业在雁田建立工厂，生产电子产品、玩具和手表用于出口。此地还兴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和高端酒店，以满足日本和香港工厂老板的娱乐需求。
Tim Franco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但如今，雁田的外企数量已经降至150家左右。劳动力成本攀升、土地短缺以及西方消费者需求减弱导致一些工厂倒闭；其他工厂则迁至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曾争相来到雁田寻找工作，但目前其数量也萎缩了将近一半。
接踵而至的负面消息令当地官员被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他们正在重新部署，将希望寄托在高风险的房地产投资等其他收入来源上。
雁田新任村支书邓泽荣称，出口业不是长久之计。据当地传言，邓泽荣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位远亲。
雁田困境折射出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幅降至7.5%，低于2007年第二季度触及的峰值14.8%。
数十年来，全球人口大国——中国一直依赖简单直接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来释放经济能量。
海外投资蜂拥而至，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工厂。国家统计局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均达到10%。
但现在，老旧经济模式似乎失去了大部分源动力。
当初，低工资令中国的工厂充满活力，同时将海外竞争者逼入困境。但如今，低工资的工人已经难觅踪影。与此同时，对新设备和其他资本的投资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显著推动增长。
人口结构是打破这种平衡的主要因素。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萎缩，终结了过去三十年改革时期一直延续的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出生率降低。根据联合国的预期，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预计将萎缩6,700万，比法国的人口总量还要多。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工资大幅上升。官方数据显示，劳动力成本升幅已连续三年达两位数，导致一些制造商转投成本更加低廉的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出口增速也已经下降，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30%降至2013年前八个月的9.2%。
日积月累的问题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问题被掩盖了，当时中国向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信贷。通过大规模建设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建系统，这些信贷维系住了中国的经济增速。
近来中国经济已经显现出回弹的新迹象，部份原因是今年早些时候的新宽松政策对工业增加值等关键指标起到了支持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国内外人士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回到之前的增长水平。许多人士预计，由于缺乏重大改革，经济增速只不过能勉强维持住当前趋势。虽然中国仍然是全球头号出口国，但之前的影响力正逐步流失，此前那种出口导向型的超高速增长难以再现辉煌。另外，与日俱增的负债水平也令困境雪上加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于今年11月召开。政府将利用此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尝试推动经济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三中全会具有历史意义。正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取代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并为之前十年的极端主义错误拨乱反正，将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推出多项有利于市场的政策，后来还曾表示：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时至2013年，为日益颓靡的经济注入活力的重大挑战又落在了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肩上。
经济学家们指出，当前尤为迫切的是，需要修改现行的将外来务工人员应享社会福利与出生地相挂钩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高达2.6亿。根据现行制度，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回到原户籍才有获得免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条件。这种制度本可以正常运行，前提是不断有新的年轻务工人员前赴后继。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外来务工人员缺乏保障的现状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爲了接受本应由政府覆盖的基本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勒紧腰带来攒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国内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内需占比达到70%。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必须仰仗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才能带动经济增长。
雁田的成长故事不仅彰显出中国旧有增长模式的许多优点，同时也暴露出有关这一模式持久性的更多不确定性。
工厂遍地的雁田市拥有一个27洞的高尔夫球场。在小山上有一座俯瞰全镇的纪念馆，里面在显要位置摆放着一尊邓小平的半身像。据当地人称，数百年前，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邓司训。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雁田就具备了起飞的条件。雁田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距离香港仅一个小时路程，并且与深圳经济特区接壤。这为日后出口的快速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邓泽荣称，这就像是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座金山。
邓泽荣虽然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坊间传言的家族关系，但他却将邓小平的致富格言铭记在心。他驾驶一辆白色SUV，炒股，并挥动着一叠钞票来炫耀他最近的投资所得。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雁田部分企业破产，过度依赖出口的危害日益凸显。后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将另一些企业推向亏损境地。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胡必亮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雁田有超过200家企业破产或迁至劳动力等成本更低的地区。
目前留存下来的工厂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薪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均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34%。
在雁田雇佣近4,000名员工的日企东莞信浓马达有限公司(Dongguan Shinano Motor Co.)董事总经理青柳秀雄(Hideo Aoyagi)感受到了经济震荡。他说，薪资成本自2007年以来上涨了40%。该公司在2012年勉强实现盈亏平衡。青柳秀雄称，预计今年的业绩将略有改善，利润率将在3%左右。
信浓马达的母公司已在中国内陆省份安徽省北部开设了另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
但青柳秀雄称，如果更多重要客户流向东南亚，公司可能会在当地建一家工厂。
就连依旧非常成功的企业也感受到一些压力，其中包括为三星(Samsung)和松下(Panasonic)生产手机和相机外壳的君辉香港有限公司(Kunki Electronics Co.)。该公司现年41岁的董事总经理林美辉称，君辉仍在增长和盈利。他刚刚向雁田一家今年早些时候开工的新工厂投资人民币1亿元（约合1,630万美元）。
不过到目前为止，新厂的员工只招到了440人，还未达到工厂满负荷运转所需的550人。林美辉称，银行不愿向公司放贷，因为公司只能提供有限担保。新厂运作的资金都来自以前的利润和向朋友借的钱。
而在邓泽荣看来，雁田的未来不能寄希望于生产用于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因为行业竞争太过激烈。
相比那些破产工厂，雁田的许多现有工厂的资本密集度和专业化水平都更高，但仍极易受到东南亚竞争对手的冲击。
与其他面临出口放缓问题的地方政府领导一样，雁田当地官员也转向发展房地产来提振本地经济。当地三个大型住宅项目已经开建。此外，雁田还将转向了金融服务，投资了一家贷款担保公司，并在筹建一家小型贷款公司，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
当地领导称，上述举措可以使本地存款得到有效利用，比吃银行低息要好得多。不过，鉴于人们普遍担心中国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现在发展信贷业务可能是冒险之举。
此外，进军房地产业也无异于一场赌博，尽管到目前为止雁田投资房地产还算成功。
雁田最大的楼盘蓝山锦湾(Blue Mountain)占地27万平米，销售人员驾驶黄色高尔夫球车，带领来自深圳的潜在买家在人工湖畔考察项目。雁田从这类自有土地发展的项目获得收入。雁田还持有蓝山相邻另一楼盘55%的权益。
胡必亮教授称，雁田的领导正努力推动当地必要的经济模式转型。
他说，原村支书将雁田经济由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新任书记正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升级。
但房价大幅上涨意味着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自2007年以来，雁田的房价已上涨一倍，开发商以苹果电脑和金条等优惠来吸引买家。当地许多居民都拥有两套住房，表明投机和实际需求共同刺激了房地产销售。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疯狂的建设导致拥有大量空置房产的鬼城出现。
经济学家们称，雁田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若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让外来务工人员感觉宾至如归，留住他们，而不是迫使他们返乡。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本地商品和服务需求，为高端工厂和其他企业扎根雁田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孟昕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37%的农村人口在24-26岁时进城务工，但当他们到34-36岁时，仅有18%还留在城里。
雁田为其8万多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一些保障，比中国其他多数城镇做得要好。由村政府补贴，向部分儿童提供基础教育。入学标准是一套综合考虑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住宅所有权以及是否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评分体系。
工厂已扩大工人的医保覆盖面，雁田在执行医保覆盖上较中国其他对外来务工人员依赖度低的地区更加严格。
但对许多外来人口来说仍无法达到享受基础教育的条件，其中大部分人买不起房。
30岁的雷彬彬来自湖北，许多人的想法和她一样。雷彬彬说，她只是暂时留在雁田。
由于没有当地医疗保险，而且13个月大的儿子到学龄时没有入学保障，雷彬彬夫妇正计划返回家乡。
雁田村长邓满昌说，我们确实需要外来务工人员，但从政策角度看，我们又迫使他们离开。
Tom Orlik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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